独狼水哥
龚曙光
人在世上，大抵总会遇上一两个这样的人：不沾亲带故，无工作交集，甚至很少场面上的客套或照应，见了开心，但说不上惊喜，不见想念，但说不上牵挂，可是偶尔一回头，你却发现自己人生的好些节点，都有这个人在。
于我，水哥水运宪，就是这个人。
水哥大我十三岁，同辈相称怕叫小，长辈相称又怕叫老，是那种怎么叫都不太顺口的年龄。后来混熟了，我便从众叫了水哥。水哥的话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炮而红时，我还在学校读大三，正好也在迷话剧。一个三十刚出头的青年，能够得到曹禺先生的指点和提携，作品能在人艺隆重上演，听上去像个童话。人艺在我心中，一直是话剧的至尊殿堂，因为那是排演《雷雨》和《日出》，《茶馆》和《龙须沟》的大舞台。一个来自家乡常德的工人，一个刚刚出道的年轻剧作者，竟然在此一步登顶，可以想见，这对我会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和激励！湖南原本话剧传统深厚，出过田汉、欧阳予倩那样的大戏剧家。横空出世的水哥，当时在我眼中，就是新一代的田汉和欧阳予倩。
“水哥”水运宪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吉首大学，所教的课程，恰好是当代话剧。其中包括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还有水运宪的《为了幸福，干杯》。二十多年后，学生来家中闲聊，谈起当年我讲的老舍和水运宪，说那是他们终生难忘的文学课。
我想象水哥会如曹禺那样一发而不可收，眼巴巴盼着他新的戏剧问世。那是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就像追韩剧的主妇们，守在电视机前等待下一集。三年后，水哥终于推出了新作《祸起萧墙》。我以为又是一部话剧，结果却是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是电力系统改革的故事。那个时代，改革是最伤筋动骨的社会转型，也是最炙手可热的文学主题。可以说，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就是被“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两个主题鼓噪和驱动的。
只是当时的“改革文学”，依然有些概念生硬。一是因为“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余风未尽；二是因为作家对真正的改革生活缺少体验，写出来的人物，大都苍白干瘪。而水哥的《祸起萧墙》，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水哥的家人在一座大型水电站当领导，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在那里度过，对电力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刻骨铭心。加上他又是写戏出身，将人物聚焦于命运冲突的本领，几乎与生俱来。小说甫出，评论界一片喝彩。当年就获得了全国中短篇小说奖。这个奖项，就是今天鲁迅文学奖的前身。
水哥当然不是玩票，评论界有人断言，他属戏剧小说两栖型作家。我和朋友打赌，看谁能猜中水哥的下一部大作品，究竟是话剧还是小说，结果两人都输了！水哥推出的第三部振聋发聩之作，竟是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那是中国电视最早热播的自制剧之一，真正万人空巷！小孩子一起玩游戏，男孩争当钻山豹，女孩抢扮四丫头，就连匪首田大榜，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人物。中国新文艺一百年，家喻户晓的土匪形象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座山雕，一个便是榜爷。
没法再猜测水哥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他像游走在文坛艺苑的一匹独狼，永远没有同道。他抢占一个个山头，追捕一头头猎物，却永远不占山为王。远离他的狼群，看着他上山下山，永远也弄不清他要去的下一个山头在哪里。水哥再一次震撼文艺界，不是因为话剧小说和电视剧，而是他弃文从商去了珠海，从那里带回上亿的资本金，返湘开了一家有模有样的投资公司。20世纪90年代之初，社会上手握上亿真金白银投资的人，还真是凤毛麟角。
第一次见水哥，正好是他携重金从珠海归来。那时我已研究生毕业，在批评界小有名气。从吉首赶来长沙，好像是为了参加作协的一个作品研讨会。我看见一支庞大的车队驰过来，挤进作协那个逼仄的院子。一个挺拔帅气的中年人，从一辆豪华凯迪拉克上走下来，革履、西装、风衣、墨镜，笑容舒展，步履矫健……旁边有人告诉我：“那就是水哥！”我心里想：不对吧，应该是发哥。《上海滩》里的发哥！
后来我调来长沙，在省文联理论室搞评论，同时也写散文和诗歌。再后来，我也下了海，去了通程大酒店当老总。那是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水哥对我人生的潜在影响。其实，我俩都不是那种守着一口锅吃一辈子的人，我们不会爬上一座山头便在那里筑巢称王。我们不会在意已经到手的猎物，眼睛永远寻找着下一个目标。水哥更是那种生命欲望无比强大的人，他始终听从心灵的呼唤和遣使，在多个人生的领域开花并且结果。水哥对我最大的人生示范，就是生命不必永远守在一块领地。但是无论在哪里，都不能开空花。
我和水哥真正交往，是因为张贤亮。那年贤亮来湖南，选了通程下榻。水哥与他投缘，没日没夜地陪着，我们三人便黏在了一起。贤亮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绿化树》和《肖尔布拉克》，有一种骨子里的高贵感。贤亮能从肉体痛苦的极致描写中，表现出铭心刻骨的精神苦难。他作品中那种哲学的思辨，靠近东欧的当代作家，灵魂的考问，则靠近19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但那只是一种靠近，终究仍是贤亮得之于基因的气质和得之于命运的思考。贤亮没有想到，一个成天侍奉人的酒店老总，会有如此高蹈的审美见地，立刻引我为知音。我们一起喝酒、K歌、聊文学和女人，只恨夜短昼长。水哥和贤亮酒量都好，白酒、洋酒、啤酒轮着上，跳起舞来依旧儒雅得体、风度翩翩。贤亮的探戈和伦巴，堪称专业水准。虽然水哥和贤亮成天西装革履，骨子里却是一派魏晋六朝的士人风度。贤亮真有些乐不思蜀，归期一推再推，实在不能不走了，便反复叮嘱水哥和我：一定尽快去宁夏看他，在他那座“出卖荒凉”的西部影视城，酣畅淋漓喝几顿大酒。
贤亮一走，我和水哥便去各忙各的生意了。只是两人都记得一起去宁夏看贤亮的约定，不时打电话彼此提醒。偶尔的两三次聚会，佐酒的话题，仍是贤亮。我和贤亮都以为，水哥会一直在商海里游下去，没想到，他突然宣告要洗脚上岸。他将已经铺开的摊子一点一滴地收拾停当，把投资人的账目结算清楚，把跟他下海的兄弟安顿妥帖，便一转身蛰回了自己的书房。后来他又参与《乾隆王朝》的剧本创作，又拉资金出任制片人，拍摄连续剧《天不藏奸》，将侦破江洋大盗张君案的故事搬上了银屏。水哥每一次出手，总会风生水起。他依旧西装革履公事包、作家编剧投资人，在文商两界我行我素、独来独往。
2013年夏天，全国书博会在银川召开，我约水哥一同前往，践了贤亮的宁夏之约。贤亮看上去身体已有些虚弱，但精神依旧亢奋，话题一碰女人，立马两眼放光，笑声也变得爽朗豪气。他在影视城里陪了我们整整一天，我们看他的紫檀家私，聊他的长篇新作。吃饭时，他摆出各种收藏的好酒，一派一醉方休的气势……但那天我们并没有开怀豪饮，有好几次，水哥偷偷将贤亮的酒倒进自己杯里，然后一饮而尽。临别，水哥请贤亮写几幅字，贤亮挥毫便写。几遍下来，贤亮自己都不满意，便说等过几天写好了，再寄来长沙。十多天后，我果然收到了贤亮寄来的书法。他给我写的，是郁达夫先生的那副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由宁返湘的飞机上，水哥一路沉默，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贤亮的健康堪忧，默默为这位老友祈福。大约只过了一年，贤亮果真去了。那天水哥打来电话，只哽咽说了“贤亮走了”四个字，然后是漫长的沉默。我们谁也不愿意挂断电话，似乎期待着对方能说点什么，到头却谁也没有再说一个字……
贤亮是我可以称为长辈的人，可他那蓬勃的生命、坦荡的情怀和率性的为人，完全消弭了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他的溘然离世，让水哥和我生出一份长久的生命隐痛。我俩依旧相聚不多，但只要相聚，便绕不开贤亮的种种故事。我们似乎都希望，自己能像贤亮那样过得更率性洒脱些，在这个愈来愈无趣的时代，活成一个更有趣、更好玩的人。
一次水哥约我喝酒，是在一家街边小店。我俩索性把桌子搬到马路边，对着漫天的火烧云，喝得耳赤酒酣。水哥突然说起马上要出的散文集，请了周明来作序。我脱口而出我来写吧，一定比周明写得好玩。周明是德高望重的老散文家，又是散文学会的负责人，怎么说作序都比我合适，因而我只把这句话当了酒后的狂言。没几天，水哥打来电话索稿，我哈哈一笑说：“这话你也当真？”让他还是请周明。他说他当晚就给周明打了电话，告诉周明序言已经被一位小兄弟截了和。周明通透豪爽，在电话那头连说：“那更好，那更好！”当晚，我便一气呵成完成了序言，标题为《水哥的好玩与好玩的水哥》。水哥一听，拍手称好。我知道，这题目暗合了我俩当时的人生态度。
大约是2017年，冬日，阳光甚好。我约水哥来家里坐坐。两人斜躺在书房里，沐着窗外照进来的阳光，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不知不觉又聊到了贤亮的小说、贤亮的收藏、贤亮的女人，还有贤亮的书法。我告诉水哥，最近也在练写字，是看了鲁迅先生手稿萌生的冲动。我顺手拿起书案上的一沓稿笺给他，然后又扯到了别的话题。水哥一直没吭声，埋头在那里看稿笺。我说有什么好看的，聊天聊天！水哥突然抬起头，一脸认真地说：“兄弟你这篇文章不错呢！这文字，如今没几个人写得出！”那沓稿笺，是用宣纸特制的，专门用来练小楷。我练字时不愿临帖又不想抄经，便随手写了个“凤凰的样子”当标题，然后想哪儿写哪儿，完全没当文章写。水哥不说书法说文章，分明是字没入法眼，拿了文章来王顾左右而言他。临走，他说“我把稿子带走”，随即将稿笺塞进了包里。
过了两个来月，水哥跑来书房，扔下一本厚厚的杂志，是一本当月的《湖南文学》。一翻目录，竟真的刊发了我的《凤凰的样子》。水哥没说好与不好，只说：“兄弟你要写下去！”我说我只是为了好玩，他说就是因为好玩，所以要玩出点趣味、玩出点名堂！此后我依旧是用稿笺练字，只是所写的内容，变成了一篇接一篇的散文。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些文章分别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等杂志刊发出来，汇在一起，竟是厚厚的一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了这部书，书名为《日子疯长》。没想到，这本无心插柳的散文集，竟然卖得很好，成了当年的文学热销书。台湾的印刻出版公司又拿去那边出了，还请白先勇先生作了一篇长序。一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满世界》，虽然那时已经疫情肆虐，书却依旧很畅销。
不知不觉，我又被水哥拉回了文学领域。当年下海，我是受了他的启发和鼓舞，如今上岸，竟然又是他伸手拽拉，这缘分，简直是一种宿命。
常德的一家书店，邀请我返乡去做一次新书分享，我约了水哥站台做嘉宾。他在台上说了好些褒奖我的话，我一句都没记住，但他所讲述的家史，却深深刻在了我心里，尤其是他与生父那种纠结而锥心的父子关系，延展开来便是一部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我意识到水哥应该在构思新的长篇了，题材必定是以家族史为蓝本，表现民族资本家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命运。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打电话，他说准备窝在家里写长篇。水哥已经年逾七十，多少有了艺术生命的紧迫感，他果然要对自己最具个人性的生命记忆下手了。大约三个月后，一个深夜，他打来电话，说发了一个文件给我，是他刚刚写完的长篇。电话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了却了一桩萦怀已久的心愿，同时又显得惴惴不安，反复地说：“你给我看看，不行就改，不行就改。”很少见到水哥如此不自信，好像是一个刚学写作的新手，见了自己崇拜的文学前辈。生活中的水哥，虽然温文尔雅不狷不狂，但对自己要做的事，从来底气十足，不会在意别人的意见。我想大抵是他太看重这部小说了，毕竟这是他的家族史。我连夜打开文件，一看便被惊落了门牙。小说所写的，根本不是他们家族的命运，而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群大学毕业生在工厂的生活。水哥就是水哥，无论你和他多么熟悉，也永远无法猜测到他要做的下一件事是什么！这匹决绝的独狼，执意活在人们的想象和推理外。
那几乎是一个已经被人忘却的时代，准确地说，是被人们努力忘却的时代。一群“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共十八位，被分配到一家规模很大的电机厂，投入工业建设的滚滚洪流。故事聚焦在老工人莫正强和大学生杨哲民一对师徒的关系上。莫正强没有文化，却技术精湛、任劳任怨，人生矢志不渝的理想，就是披彩戴花当劳模。杨哲民有文化，勤钻研，却心气高傲，看不上师父为争当劳模的处心积虑。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在一地鸡毛的琐屑中缔结，又在饮食男女的温情中化解。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几乎所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都显得狂悖和虚妄。而平凡与琐屑，反倒成为社会运行的潜在力量，精神延续的隐秘管道，生命成长的厚实土壤。水哥用“戴花要戴大红花”的质朴旋律，完成了一个极端时代下，一代老工人的谢幕式，一代新工人的成人礼。他似乎想告诉当代的读者，无论时代如何激荡骤变，生活总有一种东西不会变，那就是勤劳；人性总有一种东西不会变，那就是良善；生命总有一种东西不会变，那就是向上。水哥将戴花高度象征化了，使之超越了那个具体的人群和具体的时代，成为一种重压下坚韧、平凡中崛起、庸常里高贵的人生寓言。总有一些时代应该忘却，但永远没有哪一代人可以被忽略，甚至愈是那些悲催时代里的生命，愈是具有一种平凡而坚韧的英雄主义情愫。
水哥将稿子发给了魏文彬、谭谈等先生，那是和他一样早年在工厂、矿山工作过的老友。读完小说，无不为之感奋和赞叹。文彬先生甚至数次落泪，并发来短信，楬橥小说的思想价值：“我始终认为，这部作品有惊世警世的作用。不关心时代、不关心社会，只寻求刺激的泛泛之辈，当然不知道大红花背后的东西！对一个社会而言，不尊重劳动、不敬畏劳动，其实是一种可怕的现象！”我没有水哥和老魏他们那种工矿生活的经历，但我理解他们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对劳动的热爱和敬畏！我相信水哥是想告诉读者，无论历史学家为一个时代贴上怎样的标签，但生活的真正意义，总是劳动者所创造！只有在生存和生命最质朴、最本真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人民”一词的真正重量！
《戴花》又火了，一上市便被评为当月的好书。当然，这于水哥并不重要。他这一生的奔跑，总是将鲜花和喝彩抛在身后。如今，他应该正奔向另一个山头，扑向另一个猎物。他的下一个猎物会是家族史吗？应该不会！他的目标，始终在我们的视野和期待之外。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无论年岁几何，水哥都是一匹奔跑的独狼！
作者简介
龚曙光，湖南澧县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天涯》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逾100万字。著有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等。曾获韬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