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腰杆

阳光燎的柏油路滚烫。下班回家，看见小区门口一位老人推着三轮车卖脱骨桃，七十多岁的年纪，白衬衣、蓝裤子，精瘦精瘦的，脸上皱纹密布，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流，不知怎的，眼前就现出父亲的影子，眼眶莫名的就湿润了。

“别把摔坏的压烂了的放进去。”老人不断提醒我。

我假装没有听见，心里有了掂量，兀自挑了些卖相不怎么好的桃，老人干脆亲自上手挑了几个最饱满好看的桃儿，装袋，上秤，读数，有做惯了活的利落，也有老年人才有的迟钝。

他后背的衬衣被汗水浸出一片深色的水渍，贴着老人嶙峋的后背和突兀的脊柱，已经去世八年的父亲在我脑海中倏忽变得清晰起来。

父亲懦弱，温和。这样的性子鲜少与人红过脸。他是三十多岁时入赘到母亲家的，听母亲说，当时父亲只有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奶奶爷爷已经过世，甚至后来祖坟估计已经被别人家盖猪圈了，也难怪父亲的背前半辈子都是佝偻着的。

我的父亲大字不识几个，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成家立业。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在他的字典里，“成功”就是三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他用自己瘦小的身躯全力保护和养育我们，谈不上任何丰功伟绩，可他确实尽力了。

 他好像什么都没给我，又好像什么都给我了。

 父亲和母亲是典型的农民，贫穷、淳朴。全家老老少少七八个，全凭父母两人劳心劳力挣来的那点工分是全然不够的。平时饭锅里就只有上面薄薄的一层米饭，下面是红薯或者藕丁。稍微厚一点的衣服都没有，用零散破布七七八八的拼凑在一起，每每寒冬来临，我们几个孩子常常冷得手脚发抖，饿得两眼发黑。

在我8岁那年，父亲为队里照管着一片红薯地。一天晚上，父亲偷偷用衣服包了一些红薯回家，第二天被发现抓到队部，头上戴一顶硕大的高帽，胸前挂一个纸牌，上面写着：“我是偷窃犯”！父亲屈着腰跪在禾场的石头台面上，原本就矮小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眼里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我和两个哥哥就站在旁边傻傻地看着。许是小孩子的天真，记忆中我是被造型这样滑稽的父亲逗笑了的。没有完全消化的红薯还在胃里闹腾，喉咙里像胆汁反流，是苦不死人的苦，舍不得吐掉。

我懦弱胆小的父亲，为了孩子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做了一件一辈子最出格的事。

每一个父亲都是值得炫耀的。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的那一担箩筐，满足了我们童年的味蕾。为了几个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孩子，农闲时父亲就会挑着箩筐走街串巷去卖面，回来时箩筐里就变成了大米，和那些卷着边尽是汗水味的零零星星的角角票，偶尔

还可见到麻花、猪耳朵、打白糖等零食。每次只要老远看见父亲的影子，我们几姊妹就会一拥而上，尽管很多时候都是落空。

看见经过一天烈日炙烤的父亲，脚底起泡、全身上下像水洗过，肩膀红红地几乎要渗出血来，只是那层厚厚的老茧顽强地阻止着它们喷涌而出。我们就安安静静躲在自己的房间，不再嚷嚷着要这要那了。

我知道父亲一直是以我为傲的。中年得子，恰好赶上了改革的好时代。我也算不负他所望，成为村里第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在那贫瘠落后的小乡村，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业后没有花费任何精力，凭教委的一张派遣单便安排了工作。工作后第二年结婚，没有当时农村结婚那么多繁琐的程序和不菲的花费，家具自办，电器都是亲戚送的，父亲就这样轻而易举完成了他一生中最神圣最伟大的责任，三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没有一个单身。为这个大大的成功，父亲至少念叨和炫耀了不下一百次。

2004年，我攒8万元买了一辆别克赛欧车，开回老家时，父亲站在村口高兴得逢人就说我儿子开上了几十万的豪车，当时羞得我只想往地底下钻。父亲一辈子没见过多少钱，根本不知道几万和几十万之间有多大差距。

作为医生，我当然也乐意为父老乡亲做点事，乡亲们三病两痛，都喜欢咨询我，在我们医院来住院，我也是尽能力行方便。加上老爹喜欢“炫耀”，村里两位哥哥推波助澜，在老家我也慢慢有了点“名声”。因为虚名在外，村里打水泥路安路灯等公益设施，我自然是跑不掉的，每次都打肿脸充胖子拿自己微簿的工资捐一些钱，村支两委领导也就经常提点东西上门慰劳老爹，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满嘴跑火车，常年佝偻的腰此时挺得笔直。我也顺坡下驴呵呵苦笑，为村里作了些贡献，也满足了父亲晚年的虚荣心，这些捐赠也算价有所值。

这就是我的父亲，勤劳、善良、懦弱、平庸，我们之间有说也说不完的故事。

父爱，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守护，亘古绵长，厚重深沉。

作者简介：

王腊忠  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湖南文理学院客座教授、常德散文家协会党支部书记、《散文时代》副主编、“桃源诗刊社”副社长、《桃源诗刊》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