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遇见佛像“最初的模样”

（佛陀立像）

公元643年，唐代高僧玄奘来到塔克西拉（今属巴基斯坦）。

这是小说《西游记》里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他取经的最后一站。之后，他在《大唐西域记》中称述塔克西拉“地称活壤，稼穑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但他同时又写到“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

曾经的犍陀罗艺术中心塔克西拉在公元7世纪时已近荒废，且已臣属于他国，留下的是那些带着强烈希腊艺术风格的佛教造像，它们是犍陀罗的伟大遗存。

历史上的犍陀罗曾经为佛教艺术开创过一个全新的时代。

6月13日，来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的犍陀罗佛教造像将在长沙博物馆展出，我们将有幸亲眼目睹这些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粹的艺术珍藏。

曾经有过一个“无佛像”的时代

佛教创立之初是没有造像的。

那一时期的佛教艺术用一些象征的载体，譬如用足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以菩提树表达觉悟，用莲花座代表世尊本体等。为什么不立佛像？是因为原始佛教为了防止偶像崇拜，在最初是不使用具象化的造像。“无佛像时代”的遗存至今仍存在，建于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巴尔胡特围栏浮雕及桑奇大塔塔门保存了大量这样的作品。这种“看不见的佛陀”，是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

无佛像的状态造成了佛教传播的困境。没有精美的艺术化佛像，形成不了整体的崇拜氛围，信众规模终究有限。这个问题，在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的犍陀罗时期得到了解决。公元1—2世纪，在犍陀罗地区开始出现了受希腊雕塑艺术影响的佛陀塑像，之后扩展到建筑、绘画等艺术领域，艺术风格融合了希腊、波斯、印度三种元素且自成一体，佛教艺术有了一个整体的形象，此后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佛教与希腊文化相遇于公元前4世纪。源于扩张野心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希腊雕塑艺术带到了东方，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邂逅，最终在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统治下，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佛造像艺术。

（本生故事浮雕·燃灯佛授记）

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孙英刚、何平所著的《犍陀罗文明史》一书中，对犍陀罗佛像诞生的艺术场景有过一个极为精彩的描述：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的形象出现了，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比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都认为，佛陀的形象应该是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从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测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佛像的出现，可谓是各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富歇甚至认为，佛像是以希腊的阿波罗神像为模板塑造的，其发明者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居民。虽然现在对于佛像产生的地点仍众说纷纭，但是犍陀罗佛像独有的自由融合的艺术气质，应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结晶。犍陀罗的佛陀雕像，多采用青灰色的云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静穆庄严的风格，让人有时光凝滞的感觉。

什么是犍陀罗？

一个世界级的艺术中心

犍陀罗是一个地域名称，也是一种艺术类型。作为地域的犍陀罗，是古印度16国之一，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

犍陀罗梵文意为“芳香之地”，在法显的《佛国记》中，称它为“犍陀卫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称之为“健驮逻国”；《续高僧传》中意译为“香行国”。

犍陀罗代表了一个辉煌的艺术时代。

犍陀罗能够成为文明中心，与它沟通东西方的地理位置有极大的关系。战争与商业成为打破各个封闭文明体壁垒并推动艺术交流的力量。

犍陀罗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处的白沙瓦谷地。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曾作为犍陀罗的首府，它也是犍陀罗艺术的摇篮。白沙瓦谷地北边的斯瓦特河谷、西边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也往往被划归犍陀罗艺术流派的范围。

公元前6世纪塔克希拉成为南亚次大陆古代16列国之一的犍陀罗王国首都；公元前5世纪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来到这里，带来了古希腊文化；公元前3世记印度孔雀王朝信仰佛教的阿育王，派使者来此传播佛教，塔克希拉逐渐成为学者云集的佛教圣地和哲学、宗教及艺术中心。

远在中国的唐王朝也为这种文化力量所吸引，玄奘自东而来，从那揭罗喝国（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东南山行五百里，至犍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玄奘赴印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学习《瑜伽师地论》，而其作者无著就诞生于犍陀罗。

（骑马狩猎图浮雕）

犍陀罗国创始者，原为公元1世纪入主其地的大月氏人（在敦煌附近），因疆域扩大，建都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市西北。这里曾为希腊人长期占领，留下希腊风格的雕塑艺术。犍陀罗人汲取古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的雕刻手法，并加以发展，形成表现美的比例、和谐的几何形体和焕发生命力的人体雕塑艺术。

艺术的奇迹，往往在“混合交融”中诞生。不同政权、民族、文化、信仰轮流占领，皆在犍陀罗地区留下印迹，让犍陀罗地区成为一个混血型的多元艺术中心。东西方不同国家的美学、艺术与技法，最终成就了这一独具审美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混血美神——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是古典时代人类文明的熔炉，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在这里相遇、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犍陀罗文明。从佛教传播的角度讲，这里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佛教在这里获得新的活力，飞跃进入东亚，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这里是犍陀罗艺术的繁荣之地，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全球化”的尝试，轴心时代的五大思想高峰及其带来的文明成果，在这里完美地融合，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和印度发源的佛教、印度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彼此激发，形成了影响东方文明的佛教文明体系。犍陀罗因此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中心与人类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在云冈石窟还可见到犍陀罗的影子

在日本的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中，那些来自中亚的佛造像，长着希腊面孔，高鼻深目，须发卷曲，肌肉饱满生动，立像则体态健硕强韧。这与我们现在常见的佛教造像有着很大的区别。之所以有这样的演变，在于犍陀罗艺术的自由化和开放性。不同的文明元素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犍陀罗是佛教造像艺术的“蓝本”，中国的佛教造像自然也会受到他的影响。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有一个清晰脉络。从犍陀罗—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流看，犍陀罗艺术的输入，渐次演变，到了南北朝时期，佛造像已中国化了，造像完全按照中国人的形象来塑造了。

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还可以明显见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子。但这种情况在龙门石窟上开始发生了转变。龙门石窟中的造像已经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吸收内化，更富东方气质。

其实犍陀罗艺术自身也经历了一个越来越东方化的过程。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

（弥勒菩萨立像）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书中将犍陀罗艺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世纪末到140年，这个时期，佛像在佛传浮雕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其中形象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那一时期的佛像在脸型、衣着上依旧是希腊化的，但神态庄严，颇具佛教精神。第二阶段是140年到230年，这个时期，出现了单体造像。这些造像一般高3~4.5米，已经成功熔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于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如剑一般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而有顶髻，身着希腊式服装，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带胡须等。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佛造像的眼睑渐渐低垂，面部线条慢慢僵硬，袍服越来越紧贴，躯干本身也越来越抽象，呈现出东方化、神秘化的发展轨迹。

犍陀罗艺术的诞生地，如今是战火纷飞的国际著名冲突地带。不同文明的交接带往往也是战争的发源地，这不能不让人深感叹息。持久的战乱，让犍陀罗艺术品流散在海外。如今，犍陀罗艺术已是世界级博物馆的标配，日本的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00年前，日本的中山商会就开始购藏犍陀罗，但规模不大。上世纪70年代，有一些美术界先驱如平山郁夫因佛教探源去阿富汗、巴基斯坦采风，犍陀罗艺术逐渐开始被更多的日本收藏家认知并收藏。大规模的购藏是从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开始的，到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已经超越了欧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犍陀罗购藏地。

文/潇湘晨报 记者 常立军

图/长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