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贫办到乡村振兴局有何不同？看看专家怎么说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之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同一天，存在了34年的国务院扶贫办正式更名，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在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背后，新的目标将如何去面对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将是一幅怎样的画卷?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表明我们下一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并且也表明我们乡村振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动员很多力量，各个部门都要参加。之所以对这样一个局，有这么高的关注，因为它涉及到好几亿农民的根本利益。

乡村振兴范围拓展到所有农村全体农民

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的任务范围，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拓展到了所有农村，全体农民。未来，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职能，也将因此进一步拓展。但现阶段，摆在眼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仍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由原扶贫办整建制转换而来的队伍衔接，自然也就更为顺畅。

对摆脱贫困的县设立五年过渡期

为了推动“三农”工作的重点，从脱贫攻坚平稳地向乡村振兴衔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五年过渡期。期间，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帮扶力量保持总体稳定。

贵州洛郎村：脱贫后持续追加扶贫资金

四年前，通过上海企业的对口帮扶，贵州省望谟县洛郎村，原本广种薄收的板栗，成为某航空公司的固定餐食。凭借这笔收入，洛郎村当年就实现了贫困村出列。但宣告脱贫后，当地没有停止相关政策的帮扶。相反，为将板栗真正发展成产业，他们持续追加了近1000万扶贫资金，修路、铺设灌溉设施;同时，省里下派农技人员，将近7000亩低产板栗林进行了改造。如今，相关的扶持政策仍在持续，该村也已发展成为种植面积达1.7万亩的板栗高产示范园。他们的板栗，凭借出众的质量，闯出了自己的品牌，除了供应飞机，更畅销全国。

金融扶持农户 持续推进小额信贷精准发放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因病返贫、自然灾害导致的贫穷等问题依然可能出现。从脱贫到振兴，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农民想要生活更好一些，有的就需要金融的扶持，但银行往往不愿意给小农户发放贷款，未来这个问题能更好地解决吗?

柴永峰生于曾是国家深度贫困与脱贫攻坚重点解决地三区三州，是我们跟拍将近三年的扶贫工作者，就职于属地监管下的小额信贷公司。他不找等、靠、要的人，迈开腿扫街，找那些想通过小额贷款撬动美好生活的贫困群众。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农村金融当中普遍或一直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说，农民缺少抵押物，银行不能提供贷款。那么信用贷款就是不需要抵押物，凭着农户的信用就放贷款。但是农户的信用从哪来呢，有行为轨迹的可以在线上收集，没有线上轨迹的可以在线下收集。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走乡串户，所谓扫村、收集信息就是为了建立农户的信用评价体系。

孙同全长期研究扶贫中的小额信贷问题，他注意到，柴永峰现在所在机构70%左右的客户，因无抵押无担保更无征信，依然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他认为，此次一号文件强调用3年基本建成较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切中群众获取金融服务痛点，正需要像柴永峰这样的人。贫困程度越深，柴永峰贷款越谨慎，放贷前要家访、进行第三方询查，即便是老同学，若无实体规划绝不放贷。

柴永峰：对农户信用画像 进行识别放贷

通过实体物质推断经济能力，熟人社会搜集品性等软信息，对农户信用进行画像，识别出迫切想改变命运的人进行放贷。柴永峰总是说，大多数客户淳朴可信，但这种品性更需要后续维护。放完款，才刚刚是他扶贫路上第一步。他要按规回访，调查客户是否把钱用在实处而非滥用，还会告知一些经验改善经营。若到了还款期还未到账，他又得跑去催逾期，频繁见面沟通给客户带来正向的催款压力。

甘肃天视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有的时候它不是做慈善的，贷款不是在人情的圈子里边跑的。我们如果贷款了以后，我们信贷员就成了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客户都需要你去考虑，都需要你去监督，都需要你去催促。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指客户)还得想别的办法。

事实上，即便能从传统银行贷款，但因脱贫对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极度敏感，让人倾向投靠亲戚朋友的私人贷款。在我们拍摄期间，孙同全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农村的私人借贷，占整个农村借贷总量的60%左右。这让他更加坚定推广小额信贷的决心。

孙同全：致贫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资金(缺乏)往往是最大的一块短板。中国现在大机构是不缺的，最缺的就是能够为这些小微的信贷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我们一直也在呼吁政府，给这样的一些机构解决法律地位上的问题，明确一个合法的地位，让它(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放手去干。

文化教育等层面 多数乡村依然需要提升

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地解决，但相对的贫困，在未来依然会存在。尤其是在文化、教育等等层面，我国绝大多数乡村依然是贫困的。贵州毕节七星关区已于2020年3月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近一年后，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如何?记者记录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期对于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一次调研。

43岁的胡家贵只有小学文化，在他家的墙上，保留着他当年用最简单的计数方式写下的打工工资，这些数字记录着这个家庭曾经的贫穷。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我去过胡家贵家多次，国家已经帮了他很多。很早就帮他修了房子，然后又帮助他这个生产方面，种植、养羊、养猪都不太成功，最后给他一个护林员这样的工作。

如今，护林员的工作让胡家贵家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但卢迈更关心孩子受教育的情况。胡家贵的妻子有智力缺陷，但是两人养育的子女却多得惊人。几年里，卢迈四次来访，每次这个家庭都会增加一个孩子，而这次也不例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第六个，问为什么，从四个的时候我就问还生不生，说不生了，结果还接着生，最后说实话，他们在村里头是单独的，他们是从外边过来的，怕受欺负，所以希望多点孩子。这个在毕节特别普遍，因为处在(三省)交界处，这个村落的形成，人口的结构，就是这么一个格局。家里头因为奶奶也岁数大了，爸爸妈妈对孩子也缺少照顾。他的大女儿，以前看过她做作业，那会儿她五年级，都是中国字，但是一句话都念不懂。

在卢迈和同事们扶助过的贫困家庭里，像这样缺少家庭教育和照料的孩子，还不在少数。

各地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相对薄弱

在脱贫攻坚之战中，各地对于教育脱贫的投入主要在义务教育阶段，而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相对较弱。但在卢迈看来，贫困家庭原本在家庭教育上就比较薄弱，一些村庄又没有幼儿园导致孩子无法进行学前教育，这使得一些孩子进入小学后也容易面临困境。

五年时间里，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当地政府的努力下，七星关区偏远农村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针对0~3岁贫困孩子的养育问题，他们发起的“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共培训育婴辅导员75名，每周一次，为855名困难儿童的家庭提供早期养育指导。但这些努力，对于教育这项长期的事业来说，还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