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生存必须做好的第二件简单事，比别人多想一点

2022-07-25 08:53

所有人都曾经困惑，职场生存太难了，似乎做什么错什么，无论怎么做，都难以得到领导或者上司的肯定和赏识。

坦率地说，我也和大家一样，曾经为此困惑、纠结，等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人过中年，没有机会了。于是，我想到要做一件事，写一部书，把这些困惑这些纠结这些彷徨包括领悟写出来。于是，我写了《二号首长》，一个字还没落笔时，我便写下一句话，

当官是一门技术活。

当官是技术活，做人做事，又难道不是技术活？职场生活，处处都是技术。

另一方面，说技术，可能把很多年轻人吓坏，以为是要学什么高精尖，要学什么与突破5纳米有关的技术。

实际上，职场技术虽然博大精深，深奥难学，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句俗语，外行隔座山，内行隔层纸。

正如我在《二号首长》中总结的三句话，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这是职场或者官场技术，这个技术，要学就实在是太难了，许多人终其一生，恐怕也难学到皮毛，所有动辄谈厚黑者，几乎可以肯定，也就是在路边往门内看了一眼而已。

如果仅仅只是希望在职场走得顺一点，做得好一点，或者有一个好的开端，又是非常简单的，学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难。

昨天讲了第一件简单的事，文气地说，叫时间优先，通俗地说，就是比别人早做一点。今天，我再来介绍第二件简单的事，比别人多想一点。

股市有一个双优先原则，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所有人价格一样时，谁先下单谁优先，这叫时间优先。不论时间先后，谁出价高谁优先，这叫价格优先。昨天讲的比别人早做一点，就有点类似于股市的时间优先原则。而今天介绍的比别人多想一点，则类似于股市的价格优先原则。

所谓多想，也就是比别人多利用一下个人的智力资源，也就是多动一动脑子。这件事看起来，与价格无涉，但如果深入地想，一个人之所以比另一个人优秀，或者说，在为人处事上面，比另一个人出色，智商因素虽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仅仅就是比别人多想一点。比别人多想一点，多做一点，你就增加了自己的内涵，也就是提升了自我价值。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立下志向，要当一名作家，从此开始疯狂学习写作。可非常令人气馁也非常令人自卑的是，班上所有同学都知道我想当作家，因为我不断向外投稿，却不断收到退稿信。班上有一位同学，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有一天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要和我暗中比一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竟然在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发表了。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空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令我绝望地想到，我可能缺乏天资，别说文科班的学生，就连我们这个数学班的同学，个个都比我强。

但我不服输，还真有点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仍然坚持每天学习练习。

后来参加工作，我分配到小学当数学老师。那是一所新办学校，分去的年轻老师多。小学部，数学三个，语文三个，中学，政治一个，历史一个，美术一个，英语两个，体育一个。第二年，小学部，数学两个，语文两个。中学部，物理一个，数学两个，生物一个，体育两个，再加上一些从外校调过来的年轻老师，一半都是年轻人。总有机会看到这些年轻同事们写的文章、诗歌等，比如学校的黑板报，或者重要节日的墙报，别说那些文科生，在写作方面比我强很多，就是理科生、体育生，写的散文、诗歌，也让我大为自卑，甚至是绝望。我想，天啦，我还学什么写作啊，人家不用学，就已经把我远远抛在身后了。

我还是没有放弃。没有放弃的原因，仅仅因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样过自己的人生，不知还能干什么。

我不停地写，每天都写，如果哪一天，我没有写出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我会感到惶恐，觉得这一天白过了，整个人都是空的。我也不停地向报刊投稿，小说、诗歌、散文，我甚至不敢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因为我害怕被退稿，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惧，怕同事看到，认定我不自量力，我暗自认定，这些退稿信，会成为我天资不足却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呈堂证供。

有一天，我和高中同学见面。我的高中同学分配到武汉市的，就我们两人，不时会小聚一下。见面时，我跟他讲到一件事，是我身边一位熟人的恋爱故事，他在工厂烧锅炉，为了追求女邻居，不断买各种东西取悦她，可一个锅炉工只不过二十几元的工资，哪够用？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卖血。

过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这件事变成了一篇文章，在《湖北青年》发表了。

这件事既给我巨大震撼和启发，同时也给我巨大打击。我觉得只适用于闲谈的一件事，同学却将它变成了一篇可发表的文章。而我如此努力，却连一个字都不能发表。这既说明我的能力不行，同时也说明我的方向定位可能错了。

我开始调整自己，也学着写一写身边的小事。比如将学校的点滴小事写成小文，寄给《武汉晚报》，竟然发表了。大概是我开始学习写作五六年后吧，开始在《武汉晚报》有一些小文章发出来。这事也挺让我自卑，看一看那些公开报道，那些天赋异禀的作家们，哪一个不是学习写作一两年就成名的？更有写第一篇小说就火遍大江南北的，而我学了五六年，才只能发点小豆腐块，太丢人了。

但我还在坚持，满怀激情地坚持。每隔半年左右，我就将自己写出的东西装订成一本书状，自己画上封面，设计字体和图案，摆在书架上。既然出版不了，我就自己制作成书。前后大概编了十几本吧，摆满了书架的一层。后来因为一次变故，这些东西全部遗失了。但我并不可惜，毕竟，任何人都没有过去，过去总会被时间抹去，而真正可追求的，是未来。

我仍然不断地投稿，仍然不敢留下通信地址。

大概是1997年吧，这应该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九个年头。有一天，我的一位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在《布谷鸟》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我一听，心中狂喜，暗想，若在《布谷鸟》发了，那就不是一篇小文章，而是一个中篇小说，三万多字。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说，《长江日报》上发了预告。

我第一时间跑到学校图书室，找到了前一天的《长江日报》，看到了那则预告，1997年1月号《布谷鸟》杂志的目录预告。首篇正是我的中篇小说《红牌号小轿车》。于是，我天天期待，终于到了元旦，我跑到武圣路的邮局，看新上市的杂志，没有当期《布谷鸟》，看上一期版权页，人家明明印着每月15日出版。15号之后，又一个星期天，我再去，果然看到了，天啦，封面标题第一条就是我的，差不多和刊名一样大。我当时把店里所有当期杂志全买了下来。

接下来，天天等着杂志社和我联系，等着我出大名的消息。等了两个月，没有任何音信。我那位中学同学，此时已经小有名气，《布谷鸟》杂志就在他的单位隔壁，他在《布谷鸟》上发了很多篇文章了，和杂志的编辑非常熟悉。我于是让他带我去了编辑部。人家一见到我便说，终于找到你了，我们没有你的联系地址，没法寄样刊寄稿费。我这才想到，因为怕被退稿，没有留通信地址。

我经常看到某人因为在某刊发了一篇小说，出了大名，立即大变身，加入作协，甚至成为当地作协领导，漫天飞舞的约稿信，四处奔波开笔会之类的故事。可我没有，我的生活没有丝毫变化。我想参加笔会，四处打听这种机会。

终于有一次，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了关系，也送了礼，得到一次到桂林开笔会的机会。同期参加笔会的，每一个人都比我有名，成果累累。他们相互之间，也都非常熟悉，只有我像一只丑小鸭，躲在鸭群中，落寞而又渺小，没人愿意多看一眼。我把自己改了第三稿的小说拿给主编看，主编是一脸的嫌弃。我从其表情语气中读出的，是此人资质平平，根本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

笔会后，大概只有一半的人，在那家期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包括我。其他人的作品，通常发在头条，并且会加上一个编者按，只有我的那篇，敬陪了末座。此事，让我再一次想起主编大人的那一脸嫌弃，让我绝望透顶，我真的入错了行。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我是真的不自量力，竟然把这个梦做了这么多年。

没料到，这篇小说竟然又不合时宜地给了我一个鼓励，安徽的一家刊物《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竟然选载了。虽然仍是敬陪末座，毕竟是那次笔会作品中，唯一被其他刊物选载的。

这些经历，还真是困扰了我一生。如果说，我是那个完全没有资质的人吧，我又偶尔能在报刊发表一些东西。如果说我还有点写作能力？可我发表的东西，全都是小报小刊，没有名气，没有作协会员头衔，更没有满天飞的约稿信，没有获过任何奖，每一部东西的发表或者出版，都极其艰难。

越往后我越怀疑自己，常常自嘲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就是那个入错行的代表，随着年龄一天天大了，想改行也没有机会了，老天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明知不适合干这行，不应该做这个梦，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埋头继续向前走。我无路可走。

我仍然每天坚持写作，一年写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写十几个小时，除了生病实在动弹不了，从无间断，几十年了，每一个年三十，每一个年初一，我都在写作，不停地写。

这时候，写作已经不是我的追求，而是我的生活。

眼看要跨入天命之年，我还能有什么可想的？认命吧。

也就是这时候，我写出了《二号首长》。当时的想法，只要能出版。

完稿后，我给了那位和我一起做《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的出版商。我说，这是我最看重的一部长篇小说，希望你无论如何帮我出版。他说，能不能放低一些要求？

在此之前，这位出版商和我合作了许多本画传，在当年形成了一个画传现象，形成了一波画传热，而我的多本画传，总印数可能有几百万册，我的版税也因此升到了10%，起印数三万册。似乎整个出版商，都在抢着出画传。而当年的媒体，有大量分析乃至抨击这一现象的报道。这些东西，在我的内心深处，没有丝毫意义，仅仅一个文字匠的作为，无论当时还是日后，我甚至不愿提及。

我也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取名《奸商》，从出版商那里反馈的消息是，起印二万册，没有卖完。后来，这部小说在《二号首长》出版后，改名《阳谋高手》，卖了五六十万册。还有一部小说叫《官劫》，在帮我出版《奸商》的那位出版商手里放了一年多，连书号都拿不到。

正因为如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二号首长》得以出版。出版商对我说，版税8%，起印5000册，我使最大的劲，帮你出来。我毫不犹豫，说，没问题。其实，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只要能够出版，哪怕两千册，我也愿意。

于是，我盼望着这部书签合同，但苦等却再无消息。

最后，重庆出版社决定出这部书。这次，我是真的遇到了贵人，重庆出版社社长罗小卫，副总编辑陈建军，十分喜欢这部小说，竟然和我签下版税10%，起印三万册。

这部书出版后真的火了，创下了出版界许多的第一。

一般而言，一部书的出版，都会有一个市场发酵过程，半年后能第二次印刷，就注定是畅销书。而《二号首长》发出后，仅仅三天，我就得到了加印5000册的消息。

三天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物流不像今天这么发达，而出版社出于费用考虑，不用快递，通常使用普通物流，90%以上的书，应该还在路上，根本到达不了终端，新华书店这类机构，要先入库，再分发给门店，不算物流时间，从入库到上架，短的至少半个月以上，长的可能需要一个月。

所以我问，怎么会这么快就加印了？

出版社告诉我，首都机场的书，是由出版社派车送的，所以，他们当天就上架了，第三天主动要求加印5000册。

我问，加印5000是个什么概念？

出版社说，一般的书，他们要十几二十本，就相当不错了。这本书，由罗小卫社长亲自拍板，向首都机场发一百本，跟他们签合同，三个月后，如果卖不完，出版社按定价买回。

一个星期后，我又接到出版社的电话，加印一万册。我说，也就是说，上次的报数是5000，这几天又加了5000，第二次印刷，加到了一万？